“他说他爱我,计划很快向我求婚,我也信了他。”蕾拉*谈到和自己所在公司负责人的关系时这样说。·
但这份爱的宣言中,夹杂着胁迫和暴力。
她说:"每次只要我不同意他的观点,他就打我。”蕾拉忍受着性暴力和情感暴力。“随着时间的推移,他越来越暴力。他让我觉得自己没法对抗他。”
在朋友的陪同下,蕾拉终于报警,她不知道生活会怎么样。“当时的我觉得一切都无所谓了。我怀孕了,没有结婚,非常孤独。我害怕[警察]不相信我。”她解释说。
仅百分之三的女性报警
蕾拉是众多性别暴力幸存者中的一个。疫情危机爆发前,在中东和北非地区,每五名有伴侣的妇女就有超过一人遭受家庭暴力。
但是,和蕾拉一样,大多数性别暴力幸存者都不愿报案。
不愿报案的原因有二:害怕被警察羞辱或指责,以及对司法系统缺乏信任。2019年的摩洛哥全国调查显示,每百名女性性暴力幸存者中只有三人报警。
幸存妇女不是十人会有三人报警,而是百人仅三人报警。
性别暴力之所以难以解决,部分原因就在于妇女报案积极性低。无论是摩洛哥还是其他国家,无论受害者身处的国家、文化环境、社会和经济阶层,许多妇女不相信本应保护她们的系统。
更严重的问题在于,性别暴力幸存者不信任系统的决定往往是正确的。很多情况下,警察确实会羞辱或指责幸存者,甚至在不自知情况下。在保护幸存者或将施暴者绳之以法方面,警方能做的不多,甚至什么都不做。
如此一来,比起保护幸存者,警方往往是“纵容”犯罪者。
临时住所里的家庭暴力
穆娜说:"殴打和伤害带给我的痛苦,远比不上被攻击后的心理创伤。
23岁的穆娜与丈夫和三个孩子生活在索马里流离失所者营地。今年5月,穆娜和丈夫因为家里的问题发生争执,丈夫动手打了她。
"我清楚地记得那个星期五早上,”穆娜说,“丈夫对我的身体造成了严重伤害。我离开家去求救,离他远一点。”
对穆娜来说幸运的是,就在她被打的那天,农村教育和农业发展组织的性别暴力小组在人口基金索马里代表处的支持下访问了营地。穆娜接受了医疗和社会心理咨询服务。
人口基金向幸存者提供社会心理援助、医疗服务和强奸案受害人救助包,并倡导所有妇女和女童享有不受暴力和虐待的生活的权利。
穆娜说,持续的支持“帮助我恢复了自尊和勇气”。
接待并相信幸存者
在摩洛哥、索马里和世界各地,联合国机构努力遏制性别暴力。
而在暴力事件发生后,联合国机构也努力支持幸存者。当幸存者寻求帮助时,第一次接触至关重要。
卡萨布兰卡暴力受害妇女警察局局长萨利哈·纳吉说:“妇女向警察求助需要很大的决心和勇气。我们的工作是陪伴她们,无论她们需要多长时间,让她们感到安全和舒适,让她们足够信任我们,说出她们的经历。"
过去几年,联合国妇女署支持摩洛哥政府重组国家警察部队,以更好地支持女性幸存者,并防止对妇女的暴力行为。摩洛哥132个警察局的暴力受害妇女组不仅调查案件,且通过倾听、记录、陪同和转介,尽可能提高妇女与警察初步接触的体验。
蕾拉到了警察局后,迎接她的是一名女警官,蕾拉松了一口气。“女警一开始就告诉我,一切都能解决。她的话鼓励我说出自己的经历。她听得非常认真。”
“见到她后,我觉得我还有机会,能重新赢回自己的生活。"
蕾拉的希望成真了。她现在有一个宝贝女儿。
蕾拉坐在警察介绍给她的单身母亲庇护所里,握着女儿的小手。“她是我的希望,"蕾拉说。"最近我拿到了数学学士学位。我一边学习,一边在收容所照顾孩子。”
*为保护幸存者隐私,文中均使用化名。
此报道汇编了联合国驻索马里系统和联合国妇女署网站上发布的两篇报道,经发展协调办公室的Elie Baaklini和Paul VanDeCarr编辑。欲了解联合国驻索马里系统的更多工作成果,请前往Somalia.UN.org。
欲了解更多关于发协办在这一领域及其他领域的工作成果,请参阅联合国可持续发展集团主席关于发展协调办公室的报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