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封控下的暴力和控制：尼日尔女性亟需更多支持

在新冠疫情爆发之前，扎伊娜卜的丈夫是一名小巴司机，每天在尼亚美市和周边城镇之间开长途车。扎伊娜卜（化名）虽希望丈夫能多花点时间在家里陪两岁的儿子，但她已经习惯了丈夫时常不在家。 

疫情爆发后，尼日尔宣布进入公共卫生危机状态，各区之间交通停滞，一切都变了。许多人无法工作养家糊口，扎伊娜卜的丈夫也失业了，家里没有收入。扎伊娜卜结婚前曾在男装行业工作，后来因丈夫嫉妒而辞职。 
 

“我抱起熟睡的孩子，离开家去了我姑姑家。我没有想到城市会实行宵禁，但我害怕和他一起呆在家里。”家庭暴力幸存者扎伊娜卜说。 

在封控期间的一个晚上，丈夫在宵禁后回到家。她说：“我很担心他，但他不想说话，所以我没有问他任何问题。”晚饭后，她向丈夫要了些钱，准备买斋月的食物

“他搜了搜口袋，把750法郎（大约1.2美元）放在桌子上，如果要更多钱，就让我向我自己母亲要，”她说，“我都不知道眼前的这个人是谁……自从他没工作以来，他有时会骂我或威胁我，但他整个人显得更紧绷了。”

“他先打了我一巴掌，然后开始殴打我。我血流满面，恳求他停手。我跑进卧室，抱起熟睡的孩子跑出家门，去了我姑姑家。我没有想到外面实施宵禁，我就是不敢和他一起呆在家里。”

扎伊娜卜非常震惊。这是丈夫第一次对她施暴。

姑姑陪她到医疗诊所接受治疗。她回到家后，丈夫不思悔改。“他告诉我，我可以离开他的家，反正他很容易能找到一个不那么复杂的女人。”

听了这话，扎伊娜卜鼓起勇气去警察局。第二天，她对丈夫攻击、殴打以及经济暴力提出控诉。丈夫离开了家，再也没有回来。 

尽管扎伊娜卜承受了家庭暴力，她对母亲却还试图说服她撤回申诉。扎伊娜卜冒着“休妻”的风险—丈夫一人就能决定的文化上的“离婚”，不需要任何法院或法律系统。但扎伊纳布坚持自己的立场。“我不会怎么样，我卖冰激凌[也能维持生计]，”她说，“我从未想过自己会到这种境地，但这对我也言也是一种解脱。警官让我耐心等待，因为他们接到很多与类似的案件。” 

“妇女找警察报案是有风险的，她们往往顶住了非常强大的家庭和社会压力。如果我们无视她们的痛苦，就可能造成更大的伤害。”马哈迈杜-纳齐尔警官说。（Mahamadou Nazir）

案件不断累积，但警力不足

2020年3月，尼日尔国家警察未成年人和妇女保护处接到了120宗报案。副司长马哈茂德·纳齐尔警官说，4月份，封控开始之后，暴力案件数量几乎翻了一番。 

他说：“3月的19起案件与家庭暴力或与封控有关。4月有48起，主要是家庭暴力、威胁和强奸案件。我们还收到16起因缺乏照顾或拒绝提供资源而导致的案件。” 

不幸的是，针对妇女和女孩的暴力常被视为正常现象。根据尼日尔人口与健康调查，十分之六的尼日尔妇女（59.6%）认为“男人打妻子是合理的”。在尼日尔的刑法中，家庭暴力被归类为攻击和殴打，而不是一种特殊的犯罪行为。因此，在虐待案件中，婚姻往往成为减轻处罚的因素。 

“作为警察，改变我们对家庭暴力妇女受害者的行为是帮助她们的第一步，”纳齐尔警官说。“对于报案的妇女而言，来找警察是冒了风险的，因为她们往往是顶着非常强大的家庭和社会压力来报案。如果我们无视她们遭受的伤害，就可能给她们带来更大的伤害。” 

在扎伊娜卜的案件中，丈夫无视警方的传唤，当警官访问扎伊娜卜家时，他已经逃到了多哥。在他不在的情况下，扎伊娜卜得以与他的家人协商离婚，并在他们同意支付她的医疗费用后撤回控诉。

聚光灯倡议继续为尼日尔妇女和女孩提供基本服务，并与警察合作，提高他们处理家庭暴力案件的能力，包括向尼亚美市的10个警察局以及马拉迪、津德尔、塔胡阿和提拉贝里地区的100个警察局提供材料和设备。12月，尼亚美和四个地区国家分部服务的警察和宪兵官员参加聚光灯倡议支持的培训，学习如何成为培训师，他们随后与同行分享性别暴力及如何更好地为幸存者提供服务的知识，希望为整个行业带来系统性变化。

今年，聚光灯倡议将提供笔记本电脑、平板电脑和摩托车，以协助管理更多案件。

此报道由法图·比内图·迪亚（Fatou Binetou Dia）执笔，原载于聚光灯倡议网站，经发协办编辑。更多细节请前往：Niger.UN.org。